敦煌出土《修心要論》連寫本文獻研究史略及其意義〉黃青萍

摘要 視為弘忍代表作的《修心要論》,是早期禪宗著作中保存數量相當多的一份文獻,除11種敦煌寫本外,還有6種朝鮮刊本。因此當敦煌本《修心要論》發現後,鈴木大拙便依據完整的朝鮮刊本對校原文,描繪弘忍禪法。但關於《修心要論》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校訂原文、建立禪學思想,因為敦煌出土的其他唐代禪宗寫卷面對《修心要論》有著截然不同的立場。《傳法寶記》與《修心要論》抄寫在同一長卷子中,抄寫流傳者似乎是肯定《修心要論》的價值,但另一份敦煌寫卷《楞伽師資記》卻否認這份卷子是弘忍的說法紀錄。除此之外,敦煌寫卷的《修心要論》幾乎都是以連寫本的形式出現,這些抄寫在一起的文獻也隱藏著某種玄機。 第一位根據連寫本抄寫形式試圖解決《楞伽師資記》與《修心要論》敘述衝突的學者就是柳田聖山。1966年,柳田聖山根據P.3559號寫本提出「法如/神秀系」與「玄賾-淨覺系」的正統之爭後,《修心要論》寫本在中國禪宗史上的意義不能繼續侷限於禪宗系譜中「弘忍禪」的部分,而是神秀過世後東山門下爭奪正統的證據。1989年小川隆繼柳田聖山,進一步提出少林寺系、嵩岳寺系與楞伽派的對立。 關鍵性的P.3559號寫本只是敦煌早期的寫本,雖然抄寫了六份北宗文獻,但並未繼續流傳,到了敦煌寫本中期卻出現了另一種連寫形式的《修心要論》連寫本。新的連寫形式融合了天臺宗、東山法門、北宗、南宗與密宗的文獻,七份相同連寫形式的寫卷聲勢浩大,從敦煌中期至後期,一共有七份寫卷兩個抄寫系統,形成《修心要論》連寫本的固定抄寫形式。這些固定連寫本中除了禪宗五祖的《修心要論》,還有主張「看心」的北宗文獻《了性句》與闡述「定惠等」的南宗文獻《法性論》,奇妙的是這些寫卷與《大乘五方便北宗》、《菩提答摩南宗定是非論》同時流傳在敦煌中、後期,似乎是普寂五方便法門以外的另一脈北宗禪。 關鍵字:修心要論、了性句、法性論、澄心論、法如、連寫本 一、緒論 如果沒有敦煌寫卷,就不會有現代《中國禪宗史》的書寫! 光緒26年(1900)當北京淪陷在拳亂引發的戰亂時,滾滾黃沙之外的王道士與寫經生楊某在一盞油燈下敲開敦煌莫高窟(第16號)甬道上的裂縫。紛紛擾擾的滿清末年,藏經洞寫卷由不學無術的王道士負責保管。1907年,斯坦因(Sir Mark Aurel Stein,1862-1943)在他第二次探險旅程中向王道士「佈施」了一百三十英鎊的「功德錢」,「請」去二十四大箱寫本和五箱佛畫、刺繡。[1]1908年伯希和(Paul Pelliot,1878–1945)以五百銀兩(九十英鎊)「請」去六千六百卷寫本、圖書與經文。這一年光緒、慈禧先後崩卒,溥儀即位[2]。 1916年(大正5年)6月,第一次世界大戰(1914-1919)期間,日本淨土宗海外留學生矢吹慶輝(やぶき.けいき,Yabuki.Keiki,1879-1939)[3]在倫敦皇家地理協會(RGS-IBG)聽完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報告後,獲得斯坦因的同意,在德軍隆隆炮火下,矢吹慶輝進入大英博物館地下室查閱敦煌遺書。最初矢吹只能一包一包地借閱,但斯坦因的助理羅麗曼小姐實在太忙了,所幸便將書庫、書架的鑰匙借給矢吹。 從1916年6月到11月初,佛學常識豐富的矢吹,知道敦煌寫本中有些經典已收錄於《大藏經》中,學術研究價值不高,這五個月內,他將注意力集中在《大藏經》以外古逸未傳佛典上[4],拍下珍貴的黑白照片。1916年11月在空襲中冒險返日。[5]1917年5月(大正6年),在宗教大學(後與天臺宗大學等併為大正大學)創立紀念展覽中矢吹首次發表他的研究成果,這也是敦煌禪籍第一次介紹給世人。包括矢吹慶輝第二次的調查(1922-1923),大部分都收入正在出版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.古逸部》(1932年出版),此時敦煌禪宗遺書的蒐集與整理才剛開始。 敦煌禪籍雖然早在1900年就出土,1907年開始陸續「請」出中國,1916年由矢吹慶輝率先展開調查,但真正開始利用敦煌禪籍反省中國禪宗史,卻是1926年的胡適。 1924年7月~11月是胡適一腳踏進敦煌禪籍研究的契機,當時正在撰寫《中國禪學史》的胡適在《宋高僧傳》中發現了神會與北宗「奮鬥」的記載,又在宗密的書裏發現貞元十二年(769)敕立神會為第七祖的文字。面對五代以來經過妄改與偽造的燈史,胡適心中大膽假設:上起南北朝,下迄宋初[6]的敦煌寫本也許有唐代的原始資料![7]於是在1926年利用中英庚款委員會會議之行,8月順道去倫敦大英博物館(British Museum)與巴黎國家圖書館(Bibliothèqwe Nationale)調查敦煌寫本,發現《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》(以下簡稱《壇語》)、《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》(以下簡稱《南宗定是非論》)與《楞伽師資記》。 在胡適利用敦煌禪籍研究中國禪宗史之前,《中國禪宗史》的書寫只能憑藉唐道宣《續高僧傳》(596-667)、北宋道原《景德傳燈錄》(1004-1009)及其以降的南宗燈史。忽滑谷快天於1923、1925年出版的博士論文《禪學思想史》雖然搭不上敦煌禪籍的列車,但他也利用《續藏經》所收日本古傳《少室六門集.二入四行論》與朝鮮古傳弘忍禪師述的《最上乘論》。只是忽滑谷快天根據南宗頓教思想,主張強調守心坐禪「劣而不勝」的《最上乘論》應非弘忍「一代宗匠」弘忍之真說。[8] 從胡適開始利用敦煌禪籍研究中國禪宗史後,在韓籍留學生金九經的穿針引線下,受到胡適刺激的鈴木大拙也開始四處搜集。陸續「出土」的敦煌禪籍-《楞伽師資記》、《傳法寶記》、《歷代法寶記》、《六祖壇經》、《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》填補了早期禪宗史的空白,而當學術界根據《景德傳燈錄》的南宗系譜建立中國禪宗史時,爭論的焦點幾乎集中在神會與壇經作者問題之上,關於早期禪史,只須這麼做: 然而除了《續高僧傳》的達摩、惠可傳,舉凡僧粲、道信、弘忍,其實都是根據《楞伽師資記》與《傳法寶記》等敦煌出土的早期北宗燈史來「填補空白」,但這些燈史有許多部分是作者的「創作」與「思想」,我們不應該視為「信史」,而是「文本」。根據「文本」來看禪宗史,系譜圖應該是這樣的: 在學者的努力下,圖表中的敦煌文獻幾乎都已考證出作者、成書與抄寫年代。而這份以敦煌文獻為對象的圖表,呈現出弘忍、神秀過世後東山門下與北宗[10]文獻的多元性與對立性。而本文關注的重點就是圖表中《修心要論》連寫本在抄寫形式與流傳上的價值。 關於敦煌寫卷《修心要論》連寫本的研究,日本學者在不同的問題上已有相當可觀的成果。本文的論述結構便是從現代日本學者在《修心要論》的研究史略著手。敦煌禪籍作為撰寫中國禪宗史的史料,隨著寫本的陸續出土與考證,有其文本的歷史性,不同的年代、不同的證據與見解,足以左右不同的結論。在胡適開始利用敦煌禪籍研究中國禪宗史之前,忽滑谷快天根據南宗頓教思想認為朝鮮古傳的《最上乘論》非弘忍真說。隨著敦煌禪籍的出土與研究,《修心要論》開始成為填補「弘忍禪」內容的重要文獻。但是當柳田聖山根據敦煌寫本P.3559號連寫本與金石資料《法如行狀》,主張敦煌出土的《修心要論》與《楞伽師資記》暗示了東山門下「法如-神秀系」與「玄賾-淨覺系」的對立後。我們不能只是在「中國禪宗史-弘忍禪」的位置上單純地校訂、分析敦煌出土的《修心要論》,忽略敦煌寫卷抄寫形式所透露出來的訊息。 根據伊吹敦在〈法如派について〉的敘述,《修心要論》共有十一種敦煌寫本與六種朝鮮刊本。[11]在敦煌寫本《修心要論》發現前,所謂朝鮮古傳的刊本應該是源自明隆慶四年(1570)的安心寺開版本與朝鮮隆熙元年(1906)雲門寺刊本[12]。至於「11種敦煌寫本」共有英藏S.2669v、S.3558、S.4064,法藏P.3434、P.3559、P.3777,北京宇04(北8391)、裳75(北8390),日本龍谷大學本122及俄藏M1227(Дx00649)[13]、M2641(Дx1996B+2006B)。[14] 《修心要論》的校訂,除鈴木大拙《禪思想史研究第二》(1951)外,還有John R. McRae 在1986年出版的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an Buddhism附錄《修心要論》校本,及田中良昭1991年的〈校注和譯『蘄州忍和上導凡趣聖悟解脫宗修心要論』〉。本文並非做克紹箕裘的校訂工作,而是以敦煌出土《修心要論》連寫本為研究對象,從文獻研究史略切入,從敦煌出土《修心要論》寫本的發現史中,審視文本的歷史性,並立足上山大峻寫本學的研究成果,建立《修心要論》連寫本在中國禪宗史的意義與影響。 研究中國早期禪宗史如果只是根據既有的校訂本與燈史系譜,忽略敦煌寫本的實際抄寫狀況,是無法透視《修心要論》在中國禪宗史的影響,因為《修心要論》的敦煌寫卷幾乎都是以連寫本的型態出現。所謂「連寫本」是指一份長卷子中連續抄寫了好幾份文獻,這是敦煌寫卷中常有的情形。例如本文所舉的「P.3559+P.3664」號,原本是一份長卷子,因為收藏過程中破損撕裂而誤為兩份卷子,在「P.3559+P.3664」號中,連續抄寫了15份文獻,故稱「連寫本」。這一份「P.3559+P.3664」號連寫本雖然屬於孤本,但抄寫的15份文獻中透露著許多蛛絲馬跡,引人遐想!因為有它,柳田聖山才得以在中國早期禪史的研究範疇中提出所謂「爭奪正統性」的新主張。 不過更多的《修心要論》寫本是以另一種連寫形式出現,不同於敦煌早期的「P.3559+P.3664」號連寫本[15]。《修心要論》連寫本在敦煌寫本中(790-860)、後期(860-1000)中,出現「《了性句》-《澄心論》-《除睡咒》-《入定咒》-《涅槃經》云-《修心要論》」等固定連寫形式的連寫本。雖然在敦煌寫本後期(860-1000)連寫形式出現疑似南北二宗的分歧,原有的連寫形式被更改為「《法性論》-《澄心論》-《除睡咒》-《入定咒》-《涅槃經》云-《修心要論》」,但從抄寫文獻的固定性與歷時性,可知這些固定連寫本的傳抄絕非偶然,而是有意識的抄寫與傳承。 敦煌禪籍作為書寫中國禪宗史的資料,文獻的發現、整理與研究在不同的年代與不同的證據下凝結出不同的論題。本文在閱讀學者的研究成果後,試圖釐清關於《修心要論》連寫本的研究,從何時開始?在現代學術史上經歷過那些研究的轉變?對中國禪宗史的書寫有什麼影響?從敦煌寫本初期的「P.3559+P.3664」號(760-770)的連寫本到中、後期的《修心要論》固定連寫本,抄寫的禪宗文獻出現不同的變化,意味著什麼?而這些連續抄寫的文獻分別屬於那一派系?何人創作?代表了什麼意義?是本文探討的重點。